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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捞钱上亿被免职!

时间:2019-06-06 13:42:59    来源: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我来说两句() 字号:TT

5月17日,一篇题为“苏大附一副院长捞钱上亿被抓,折射出中国医疗严峻现状”的文章曝光,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,苏大附一院大内科主任、心血管内科主任杨向军因乱装支架并收回扣遭博士生举报,并“当场被抓”。引起业界哗然。

心脏支架太暴利!有副院长捞钱上亿被免职!国家动手了

 

5月23日,学校发布了任免通知,免去了杨向军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。在苏大附一院的院内告示牌上的专家一览中已不见其照片,官网的“出诊信息”中,状态也显示为“停诊”。目前,学校官方尚未发布事件的调查结果。

您看到这里估计想问:一个小小的心脏直接究竟有多少暴利?

要知道长期以来,我国医用耗材的销售模式大部分都跟药品一样,采用代理销售模式,产品从生产企业到达医疗机构要经过层层代理,其中存在着层层加价,导致最终使用到患者身上时价格与出厂价相差巨大。2017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先后出台政策对耗材实施“两票制”,就是国家对虚高价格的打压。

面对“支架”的暴利,以及诱人的“回扣”,心脏支架很多都被滥用了

 

“疯狂的支架”,却被很多人滥用!


心脏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,用于疏通动脉血管。

心脏支架属于医用耗材中的“高值医用耗材”。2013年法治周末一篇文章《心脏支架暴利揭秘》中介绍,医用耗材的每一个流通环节都有两成左右的加价,再加上配送费、开票费、医生回扣和医院的返点,医用耗材的溢价通常是5倍!而心脏支架的溢价程度最高峰能达到出厂价的8至9倍。②

因此,在某些医院,都更愿意为患者装支架,甚至患者成了少数医院和医生的‘摇钱树’。

2015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批医生创收:心脏问题不大却放5个支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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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网

然而,心脏支架被滥用的乱象还不止于此。

2014年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、心内科主任胡大一在接受央视新闻频道采访时说:现在心脏支架做得过多,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!在欧洲病情稳定病人,做支架的不到一半,只有4成多,中国接近8成!

随着支架的滥用,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。据当时胡大一教授介绍,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,到2011年达到了40.8万例,增长了20多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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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新闻

对冠心病患者,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:1到8:1,在中国高达15:1,对此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美国研究医学的胡大一教授,就指出美国医生对心脏支架的使用是慎之又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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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新闻

“像纽约一个做支架非常多的一个医院,这个专家明确告诉我,他说他一生做支架最多,水平最高的专家之一,他从来没用过三个以上支架,一个患者很少需要三个支架,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多支架,做搭桥一定是更好,你把血管放这么多支架,你放得越多风险一定是越大,因为支架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,支架本身可能会产生血栓。"

胡大一教授认为,如果是用药物可以控制的稳定病情的病人,绝对不能胡乱使用心脏支架。

心脏支架,太暴利!

2012年新华社的《心脏支架,七个何其多?》一文中报道: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,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,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,前后花了十几万元。③

“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,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。”时任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坦言:就心脏病治疗而言,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,而倾向于放支架。一些医生不愿“搭桥”偏爱“支架”,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,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!

2012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《一半的心脏支架不靠谱》的一篇报道,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,安装一个心脏支架,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。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,出厂价不过3000元,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.7万元;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,到岸价不过6000元,到了医院便成了3.8万元。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。④

2013年法治周末《心脏支架暴利揭秘》一文中介绍:医院需要创收,病人装一个心脏支架通常需要花费2万元至3万元。有时一个手术需要使用两三个支架,而且除了支架外,手术还需要其他的耗材,加上住院费和后期的药物治疗费用,这样一台心脏支架手术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可达10万元。②

而且对于心脏支架的使用条件,我国缺乏规范治疗的统一评估标准,很多时候是否需要安装心脏支架,很多都是凭医生的经验判断,亦或是利益的驱使。

国家开始行动:中央发力治理高值医用耗材

2019年5月29日,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》,会议指出,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关系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。要坚持问题导向,通过优化制度、完善政策、创新方式,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,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,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,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、流通快捷、价格合理、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,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其实,国家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动作,一直都在继续:

2016年4月,国办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》,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、网上公开交易等。

2016年《“十三五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》也提出要开展高值医用耗材、检验检测试剂、大型医疗设备集中采购,规范和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,统一高值医用耗材编码标准,区别不同情况推行高值医用耗材招标采购、谈判采购、直接挂网采购等方式,确保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各环节在阳光下运行。

2017年《关于印发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的通知》中提出,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,继续落实药品分类采购,还鼓励省际跨区域和专科医院联合采购,研究制订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统一编码,推动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。

总之,高值医用耗材治理进入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主题,面对问题导向,一切以人民健康为中心,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为宗旨,必然净化高值医用耗材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,建立新机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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